南菁学校在开办之初，就提出了四项办学的基本理念。其中“第四项”特别明确了学生培育的目标和要求：一是科学的实际与精神；二是生产智能与劳动习惯的养成；三是社会道德的认识与培养；四是生活需要的切合；五是健康身心的训练；六是不违反心理和生理的严格要求；七是脚踏实地与大公无私的精神。

资料来源：《民国昆明市私立南菁中学档案》81全宗1目录21卷，第80页

学校对学生提出的要求是“力戒骄奢游惰之恶习，勤于劳作，趋于俭朴，行端履实，作为完人”。

在实际的办学实践中，南菁学校的管理者和受聘教师、职员都在统一的理念、规章要求下，将育人目标予以切实落实，并长期坚持、一以贯之，逐步形成了南菁学校一视同仁、有教无类；融入集体、纪律良好；重德尚俭、行端履实；学风严谨、全面发展；身体力行、追求进步的良好校风。

一视同仁、有教无类

南菁学校有“贵族学校”之称，是因为当时本省高官和社会名流的子女大都就读于该校。但学校里还有更多的学生是来自抗战沦陷区及云南省各阶层的子弟。南菁学校对学生都一视同仁，谁也没有特权，不管学生来自“朱门”还是“寒门”，住同样的宿舍，吃同样的伙食，穿相同的校服，学习要求、生活管理都一样严格。在吃苦耐劳，崇尚简朴方面，“朱门”子弟还往往被学校管理者盯得更紧。这是校董会的要求，也是每一任校长上任前提出的办好学校必须予以授权的条件。因此在南菁学校，无门户之见，无行帮之分，也没有那种旧学校高班欺低班，老生压新生的陋习。勤学正派者受尊重，浮华薄诈者为众所不齿。教师为人师表，学生平等友爱，谦和礼貌之尚蔚然成风。在学生的培育上，不论来自什么家庭的学生学校都殷盼其成才。来自边疆或内地封闭之地的土司子女，眼界和学习基础稍差一些，但也有教无类，循循善诱，不予歧视。

1945年在拓东运动场举行的全市私立中学运动会入场式上的南菁代表队

融入集体、纪律良好

南菁学校十分注重学生集体观念和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学校实行寄宿制，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学生都住校，星期六下午才能回家，星期日下午返校。南菁不仅学生住校，还要求教师、职员也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活动，言传身教。除“行”上集体作息、集体学习、集体活动和“吃”“住”上没有区别之外，学校还通过“穿”的统一，增强学生的平等意识和集体观念。学生在校按不同时间段的活动要求，只穿校服或童子军制服。女生校服为黑鞋白袜、黑裙、白褂衣、灰色上装；男生校服为灰色和黄色中山装，天冷加毛衣。童子军制服用米黄色咔叽布缝制，上衣是美式军便服，下穿短马裤，头戴咖啡色皮革宽边牛仔帽。南菁学校还有学生组成的各种球队，有不同的队服；参加全市中小学运动会或各类集会也统一着装，十分惹人注目。

南菁学校纪律严明，对违纪的学生先训诫教育，给予改正机会；但如果屡教不改，则不论什么家庭背景，都严肃处理，决不姑息。如1938年7月，南菁学校呈报省教育厅材料中有土司子弟初一学生普增辉、初二学生召映品无视校纪校规，私自离校，不参加考试，与校外人员发生打架斗殴事件；学校本可即刻准予退学，但校长仍亲自谈话训勉，望其改正；然而二人却置若罔闻，一犯再犯，学校最终“将该普增辉、召映品二生，分别勒令转学、退学处理。”另，“为整饬校风起见”，学校还对“每常籍故不归，请假，屡戒不悔”，且“染有鸦片恶癖”的土职子弟罕富基、罕富全、罕富民、刀世泽、方为龙、方耀龙、多根培、多善培等学生，给予了“自动退学”处理。因一视同仁，执纪严格，南菁学校一直保持了良好的校纪校风。

童子军服（初三，1947年）

重德尚俭、行端履实

南菁学校重视学生的品德培养，崇尚简朴；要求学生“力戒骄奢怠惰卑下巧诈之恶习”，做到行为端正，表里如一。首先在吃住上体现崇尚简朴的风气。每间学生宿舍摆放两排铁皮床，夏天挂有吊顶薄纱蚊帐，床上一律用白床单，被子要叠得整整齐齐，有棱有角。吃饭8人坐一张条桌，每人一盘菜、桌中央放一盆饭一盆汤，8个同学轮流打饭、打汤。每餐饭前必须集合，校长讲话，集体列队进入食堂，听哨音一齐开饭；哨音再响，则吃饭完毕，吃得慢的也须放下碗筷，离开食堂。吃饭时有一样“菜”每个学生都必须吃，就是做豆腐剩下的豆渣。曾发生过省主席的某位公子咽不下豆渣，被张邦珍校长逼着吃完的事。其次，学校很重视学生的仪容仪表。学生不准穿奇装异服和涂脂抹粉，在胸前佩戴校徽，在校内外看见老师要敬礼。学生不论什么家庭背景，都必须礼貌谦和，乐群睦友，艰苦朴素，行端履实。

“一二·一”运动中的南菁师生从学校大门出发

学风严谨、全面发展

严谨、认真是南菁的学风。学校十分注重教师的选聘，不但要求品学兼优，而且要求教学经验丰富。30年代，楚图南、杨春洲、梅绍农、王锟、王叔武等先生均在南菁执教过。40年代，南菁不仅学习风气浓厚，而且充满民主气氛。学校当时常请爱国民主人士如熊庆来、潘光旦、朱自清、杨杰等先生来校演讲，开阔师生视野。沈从文先生还曾为南菁的作文比赛评过卷。南菁学校学风的严谨，还从升学考试的要求上可见一斑。南菁学校实行肄业月考，成绩高低决定学生是否能够继续升学，或按时毕业。下面是一份初中三年级肄业月考成绩表，从表中可以看出学习的课程应有尽有，可谓“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表中的学生何海琏则因肄业月考总平均为74.5分，而学校给予免试升学的月考平均成绩必须在75分及以上，以0.5分之差，“不予升学”。

南菁学校特别重视素质教育和学生的全面发展。从小学到中学每星期都上劳作、音乐、美术、军训等课程。小学劳作课教授制作工艺品，如剪纸叠纸、泥塑、雕刻、蜡制水果、用竹子做笔筒、编提箩等。中学的劳作课则要求学生参加各种体力劳动，锻炼吃苦耐劳的精神。抗日战争爆发，学校“於课务则力求改进……举凡民族意识之培养，军事教育之实施，以及防空救护等技能之训练，无不实事求是，避免空谈。於训导则以养成健全之体格，勤劳之精神，前进之意志，正确之思想为目标”，更加重视学生思想意志、体育、军事和实用技能的培养。在体育和军事训练上，即使疏散至北郊岗头村办学期间，也在永丰、涌泉两寺有限的空地上开辟了两个球场；在涌泉寺平了一个山头，修了一个大运动场，用于体育锻炼、军训和童子军大检阅。南菁学校的体育运动开展在昆明市各中学校亦为佼佼者，曾多次获得全市短跑冠军、篮球冠军等。

在课余活动中，南菁学校学生除开展文体活动、郊游、野餐、篝火晚会外，还经常出壁报，演话剧，表演各类文艺节目，整个校园充满琅琅书声和欢歌笑语。

身体力行、追求进步

南菁学校自建校后，先后有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校内任教任职，他们对学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如“一二·一”死难四烈士之一的于再老师，以及李南江、张澜庆、余卫民、袁用之、陈方、高明道（致远）等老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学生中，1945年便建立了第一个“民青”小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48年、1949年，有更多的学生参加了“民青”。当时比较进步的爱国民主运动，南菁学校师生都一呼百应。如“一二·一”“助学”“反内战、反迫害”“反美扶日”等运动，南菁师生都积极投入，成为民主运动的中坚力量，被誉为全市中学的“民主堡垒”。如“一二·一”运动中死难的于再烈士就是南菁学校的地理教员兼出纳。“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南菁学校也是全市最早宣布罢课的中学之一。1946年3月17日，为四烈士出殡时，南菁学校师生制作了写有“民主之光”的四个大花圈，在周定一老师带领下集队从学校出发。

于再烈士在南菁校园

在为四烈士举行公祭和出殡之前，国民党反动派和特务恫吓要抓人，会发生流血事件，威胁家长不准自己的子女参加。南菁学生周懋昭就是挣脱捆住的双手，跳窗出来参加出殡的；龙云的女儿龙国璧、卫立煌的女儿卫道蕴、李希尧的女儿李慧生，以及很多云南省地方和国民党中央军政要人的子女都出现在了出殡的队伍中。龙国璧和另一个女同学还抢先抬着一个花圈，走了一段街道。有人困惑国民党高官的一些子女为什么也成了国民党的“掘墓人”。这正说明了正义和进步的力量是深得民心的，也证明了当时南菁学校师生追求进步的校园风气。

1948年“七·一五”运动时昆明参加罢课的学生集中在南菁学校和云大两处。在南菁学校，受到师生不断抵抗的反动军警攻入校园后，对为保护学生的校长魏泽馨大打出手，魏校长头部鲜血直流，遍体鳞伤；手无寸铁的部分南菁同学和其他学校的师生也被宪兵特务殴打。特务们拿着名单，对着照片，抓走了南菁学校倾向进步的魏泽馨、宣伯超、袁用之、张鹊梅四位老师。后经多方努力，四位老师才被营救出狱。

南菁师生在民主运动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一批批南菁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入革命行列，为迎接全国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尹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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