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4至28日,在丁桂芳、王玉琴老师的带领下,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民族学研究生暑期学校调研小组一行13名师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普洱市墨江县勐里村娘埔村民小组。这是一个典型的哈尼族村寨,2024年统计有71户人家,284人,几乎都为哈尼族。2018年因受地质灾害影响,在政府帮扶下部分家户易地搬迁,一个寨子一分为二,分成新寨和旧寨。村民生计主要依赖第一产业,其中,茶叶种植在当地农业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平均每户都有20亩左右的茶地,满山遍野的茶构成了娘埔最生动的画面。
娘埔村的日子,仿佛浸润在温润茶汤与村口闲谈的烟火中。十多天的光景中,我有时坐于村口石榴树下的长木上,有时穿梭于村民家的屋檐下、客厅中,以及茶园里,听妇人们在劳动间隙或者饭罢茶歇时的低声交谈。女性们在生计奔波与家庭生活中的姿态,在这些看似散漫的闲谈时间中慢慢交织成一幅清晰的图景——一幅由文化传承、生计劳动、家庭再生产与社会期望共同构成的女性生命图谱。
织造传统:文化的延续掌握在灵活的双手中
走进娘埔村的第一天,我们便走进了正在纺线的李明礼家中。这个38岁的哈尼族女性是从墨江县城附近嫁来娘埔的。彼时,她在家门口捻着线,神情专注,像在进行一项伟大的事业。看到我们后,她热情地向我们展示纺织的过程。布满生活刻痕的双手灵活地转动着纺锤,棉线在指尖发出轻微的声响,仿佛在编织着古老的歌谣,也编织着家庭的温暖与希冀。这几乎是娘埔村大多数哈尼族妇女的生活常态。

李明礼的织机 邓珊摄
在娘埔村的探访中,我们还结识了以缝制哈尼族服饰为生的手艺人——李合社。六十岁的李合社,在采茶的劳作间隙,就会开始她的缝纫工作。哈尼族传统服饰的制作工艺极其繁复且耗时。李合社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整个流程:首先是捻线,妇女们常常在劳动间隙完成这项工作。如果动作慢,仅捻线环节就需要近一年时间。之后是织布。织布同样需要投入约一年的功夫。织完的布需用蓝靛染色。染布工序也需要大约半年时间。最后是缝制与刺绣。相对而言,缝制一套成衣的速度较快,李合社凭借熟练手艺大约二十多天即可完成。服饰上精美的花纹装饰也都是由她一针一线亲手绣制上去的。
精湛的手艺使李合社在村里备受尊敬。妇女们通常会自行完成前期的织布工作,然后将布料送到李合社处缝制。凭着精湛的手艺和辛勤的付出,李合社一年能够完成超过一百件服饰的缝制工作。
李合社在调制染料 罗宋萍摄
染过色的布 罗宋萍摄
从捻线、纺线、织布、染色再到缝制,每一步都蕴含着哈尼族世代相传的“身体技术”。黄昏时刻,劳动归来,村里的妇女便围坐于村口,手中还灵活的捻着线。年近七旬的“阿皮”(哈尼语:奶奶)看着我们说:“过去啊,全家人一年四季的衣服、被褥以及背孩子的背带,都靠我们女人一双手做出来。白天出去干活,晚上点着油灯也要织布呢。”说完阿皮抚摸着自己身上靛蓝色的传统裤子,伸出被蓝靛草染色的手指,眼神中充满自豪。这不仅是劳动,更是哈尼族文化基因的活性传承,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物质载体。


染过色的里衣和成衣上的刺绣纹饰 罗宋萍摄
实至今日,尽管大多都穿着现代服装,但娘埔村的村民每个人仍会拥有一套或者几套由家里的母亲或者奶奶制作哈尼族传统服饰。哈尼族对传统服饰的珍视与坚守,植根于其深厚的社会文化结构之中,在重要节庆和婚丧嫁娶等仪式场合,他们都会穿着传统服饰。这不仅是对仪式的尊重,更是哈尼族集体认同的表达。在这些场合中,传统服饰超越其仪式功能,成为维系哈尼族独特文化的物质载体。
稍年轻一点的儿媳辈会说:“现在布是少织了,买的衣服更方便,但是哈尼服饰,尤其是节日盛装和嫁妆的制作依然还要靠家庭妇女。”在与寨子里面专注缝制哈尼服饰的女性们交谈时,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浮现:当谈及年轻一代对传统服饰技艺兴趣减弱这一挑战时,受访者普遍展现出一种超然的“文化自信”。杨海墨的回应尤为典型:“就算(年轻人)不想学,这个技艺也不会丢失的,到时间自然会传承下去。” 这种表述超越了简单的乐观主义,它深刻植根于该文化实践的内在逻辑之中。
哈尼服饰的制作远非单纯的个体手工技艺,它本质上是一项嵌入日常生活、由女性主导的“复合型文化劳动”。妇女们通过日复一日的纺线、织布、染色、刺绣与缝制,不仅直接满足了家庭成员的衣物需求,更是在无形之中维系着家庭的运转和文化的传承。但因其过于日常和普遍,价值常常被低估或遮蔽。实际上,妇女手中的针线和织机就是哈尼文化传承的媒介,每一次的捻线、制造都在复述着哈尼族的历史,唤起人们心中的文化自信。因此杨海墨所言“到时间自会传承下去”,里面更深层的逻辑可能是:只要维系好哈尼族社会文化结构的核心要素,作为其重要表征的服饰及其制作技艺,就会经久不衰。
夕阳照应着哈尼族妇女疲惫又异常明亮的双眼,她们的话语与纺锤的声响交织在一起,一起诉说着女性的责任。她们是母亲、是妻子、是女儿,是家庭日常运转的轴心,也是维系文化传承的根基。
穿着传统服饰的哈尼少女 石灵雅摄
采摘希望:背上的“采茶袋”是女性的“钱袋”
来到娘埔村几日后,你就会明白村民的作息与茶山紧密相连。清晨7点左右,寨子便慢慢空了,妇女们骑上摩托背上茶袋子,汇入蜿蜒的山路去采茶了。39岁的周哈收是一位勤劳的女性。她的丈夫长年在外务工,赚取一家生活所需。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每年只能在过年等重要时间回家。家里的一切全部由周哈收一人打理。她不仅要照顾一双儿女和老人,还要管理家中十多亩茶园。她一直对自己因家贫放弃学业深感遗憾,所以对子女的的教育十分重视。为了更好地照顾子女,周哈收在镇上幼儿园找了一份工资不是很高的临时工作。工作日上班,周末等着女儿和儿子放学后一起回家。回到家后又马不停蹄的去山上采茶叶。周日采完茶叶后又送孩子回去上学。自己则又开始新一轮的工作。这种“陀螺式”生活尽管辛苦,她却乐此不疲,永远充满干劲。她说丈夫在外务工赚钱是挣“大钱”,用来盖房子和支付孩子学费等大事项。自己也不能落后,在家照顾子女,还能采茶赚些“活钱”补贴家用。“采茶袋”就是家里日常开支的钱袋子,用来支付柴米油盐、人情往来和孩子零花。只要夫妻同心,努力工作,日子就会越过越好。
周哈收的故事生动展现了哈尼妇女承担的社会角色,她频繁往复的“家庭—镇上—茶山—家庭”的空间移动轨迹,并非简单的物理位移,而是她为平衡各种角色而进行的空间实践。她的“充满干劲”,是在现在乡村普遍的结构性限制下对自身角色的调适,因为男主人角色的缺席,使得她不得不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去维持家庭生计与发展。她的实践揭示了乡村妇女并非被动承受者,而是积极运用策略性空间实践在结构性限制中开拓生存与发展空间的行动者。
村里的妇女每日劳动之余都会汇聚在村口石榴树下闲谈,这里构成了娘埔村生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公共空间,是村里的“信息交换中心”和“情感支持站”。她们的谈话内容常围绕着子女教育、婚丧嫁娶与村中日常事务展开,里面却透漏着对家庭未来的规划与希望。其中一位奶奶看着我们,语气里满是羡慕又夹杂了淡淡的焦虑:“现在供一个娃娃读书花费不小呢,但是还是要读书,要多走出去外面看看。”另一位奶奶接话道:“是这样啊,不能像我们一样只围着灶台这一片天地啊,出去见世面,才能有更多路走。”从以上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乡村女性母职在教育维度的拓展与随之而来的压力——既将对家庭未来的期许寄托在子女的教育,又因教育成本攀升而感到焦虑,同时也流露出女性对自己性别突破的渴望。对教育的重视是她们基于自身“缺乏教育”的遗憾和对现代社会发展机遇的认知,她们清醒的认识到教育可以改变下一代的命运,却又因教育成本不断攀升而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尽管如此,她们仍然会尽力去托举孩子,不断为下一代的发展与幸福生活而努力。从她们强调要走出去,不能被限制在“灶台”一隅天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她们对传统性别分工的反思与突破的渴望。她们清晰的希冀下一代要突破地理与性别的双重限制,要出去外面闯,要不断拓展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村口闲谈的妇女 邓珊摄
结语
走进娘埔、理解娘埔,理解哈尼族的家庭与社会,无法绕过这些在茶园与屋檐下默默书写着生活史诗的妇女们。她们的故事,是解读这片土地最生动、最真实的密码。她们用双手与智慧维系着家庭生计的运转,参与塑造着家庭的未来。在娘埔的烟火里,她们是真正支撑起家庭与日常生活的沉默脊梁,是哈尼人家生生不息的根脉所在。她们如大地般无言,却托起了整个家庭内务的重量;她们似溪流般柔软,却穿透了生活坚硬的岩层,展现了女性生命中不断流动着的、生生不息的韧性。娘埔的哈尼族女性让我认识到,真正的力量往往蕴藏于最平凡的劳作和最坚韧的守望之中。女性,不仅是家庭的支柱,更是这片土地上最深沉、最蓬勃的生命力,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间,书写着属于女性的、充满韧性的现代篇章。
作者简介:罗宋萍,女,白族,云南大理人,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2024级历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文:罗宋萍 初审:王玉琴 复审:丁桂芳 终审:黄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