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期，我有幸参加了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第十一届民族学研究生暑期学校，跟随吴晓琳老师的团队前往普洱市孟连县娜允镇允山村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田野调查。出发前，我在地图上找寻娜允镇的位置。手指从我的家乡一路向南，划过重重山水，直到祖国边境线的西南一角上，连成一条长长的线。作为一名北方人，即将初次前往祖国的西南边境，无论是从气候饮食，还是风土人情，对于我来说都是那么陌生。未来十五天会发生什么是个未知数，我的内心交织着期待与忐忑。带着这份心情，我跟随团队踏上了田野调查的行程。
带着问题开启未知旅程
孟连县娜允镇允山村是一个拉祜族、佤族聚居的山区村，下辖11个自然村、14个村民小组。据2025年统计数据，全村常住人口有637户，2743人（含外籍人员57人）。当地村民以种植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粮食作物主要有玉米、水稻、花生等，经济作物则包括甘蔗、茶叶、咖啡、牛油果、坚果等。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历史大调查过程中曾有民族学家到允山村进行过田野调查，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民族学资料。如今，历经近70年的发展，允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允山村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历程进行梳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允山实践。我这个田野菜鸟，在处理好各种陌生区域的生活问题之外，需要时刻谨记我们的调查主题。我很不安，当地老乡应该能够清楚地回答我的访谈提问吧？
允山村佧河组风貌 岩强摄
7月13日上午，我们一行人乘坐高铁踏上了前往孟连的旅程。抵达普洱后，漫山遍野的茶树映入眼帘。作为北方人，我此前从未见过这般美好的景象。置身其间，心情激荡，真切感受到了“我见青山多妩媚，料想青山见我应如是”所描绘的意境。身上的书包不再沉重，手中的行李也开始变得轻盈，进入田野的心情更加迫切。
接下来，我们换乘前往娜允镇的大巴。途中天气时晴时雨，变化莫测。抵达娜允古镇时，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仿佛进入了汗蒸房。视线所及，是清一色的傣式建筑，以孔雀为元素的装饰在房檐上随处可见，十分美观。稍作休整后，我们去吃了当地的第一顿傣味。味道不错，但作为初次尝试，还是有些不习惯。晚上回到酒店时，吴老师交代了第二天的安排，便让大家各自休息。这一刻，我真切意识到：真正的田野调查即将开始。
田野中的挫败与无助
尽管出发前我们已查阅部分当地资料并形成初步认知，但7月14日真正进入允山村时，内心仍有一丝恐惧。清晨，我们乘坐一位退休老干部的车辆进村。车辆在盘山公路上摇晃着，我却始终在思考：一会儿进村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如何与当地人沟通？怎样开展工作？虽然老师已经做过相似的示范，但我真的能做到吗？蜿蜒的山路不断迂回，思绪也随之起伏——对未知的恐惧与好奇相互交织，既盼望快点抵达，又希望时间慢些流逝，田野的复杂在此刻尽显。
调研组成员与村委会干部合影 杨凯清摄
出人意料，抵达允山村村委会后，我并没有预想中的那种恐惧，反而萌生了一种“熟悉的陌生感”。但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个难题是语言障碍。调研团队的成员多非本地人，尤其作为北方学生的我，完全不懂当地方言，这成为接下来一周入户交流的主要障碍之一。村委会内，老师与村支书的访谈已为我们作出示范，我虽明白具体的流程，但自身入户时使用普通话，总觉得格外别扭。
更关键的是，当地年长一些的村民汉语水平有限，他们或许能听懂我的话语，我却未必能完全理解他们的表达。清晰记得首次入户的对象是60多岁的佤族爷爷小岩山。我需要借用佤语翻译的帮助才能与他顺畅沟通。爷爷十分热情，乐于交流，但语言障碍始终存在，当我用普通话问爷爷“您是哪一年搬到这里的？”时，爷爷虽然很开心地倾听，却仍下意识地等待佤语翻译，而我也如同爷爷一样等待我的翻译将爷爷的回答译成汉语。
调研成员与小岩山爷爷访谈 岩强摄
接下来的日子里，类似的情况频繁出现，令我十分懊恼。不过困难总是暂时的——我们很快找到了解决办法：争取当地的小孩作为我们的翻译官。他们虽然年纪小，但是能够流利地使用汉语和拉祜语，还能帮助我们打破隔阂，获得当地村民的接纳。
调研成员在娜儿家访谈 扎儿摄
一次我们多人前往胡妹家。这是一位56岁的女性，对于简单基础的问题，老人尚能直接回应，但面对复杂问题，就显得无能为力。于是我们就求助其孙女娜儿翻译，结果很顺畅地完成了访谈。
另一次，我前往允山村委会妇女主任李娜努家访谈，一路上都因不知如何开口而紧张。然而，走到家门口时，我看到了她的两个孩子，便开心地打招呼：“弟弟，你们在干嘛呢？”一通简单交流之后我们得以顺利进入家中。后来每次经过时，弟弟们都会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还会带我结识村里的其他小朋友，帮助我顺利地进入每户家庭。
与当地小孩建立良好关系，不仅能顺利入户，还能获得主人的热情接待，且多数小孩受过教育，可作为我们与当地村民沟通的桥梁。但这一方式也存在弊端：小孩的翻译较为简单，面对复杂问题时可能简略表述。例如，我们询问娜儿新米节为何要将河沙洒在房屋外一圈，娜儿询问姥姥后仅回复“驱鬼”二字，而当时姥姥的回答显然更为详细，她却无法准确翻译。
第二个难题是询问与回答的表层化。尽管能够成功入户，但我的提问往往抓不住核心，不清楚问询的重点所在。每天关注的都是些较为浅显的问题，如“爷爷，你们家现在种了什么？种了多少呀？”这样的提问所获回答也会非常简单，完全拓展不了话题。以至于将近一周过去，我仍觉收获有限。此外，当地女性较为羞涩，常因为“不好意思”而回避问题，也给我的调查带来了不少难题。有一次我去到一位嬢嬢（云南方言，意为阿姨）家，一开口询问，嬢嬢就很害羞地笑，不愿意回答时便说“不有”，难以捕捉到关键信息。
在后期的调查实践以及老师的指导下，我们能明显感觉到自身有了一些变化。比如，当我问起家中是否种植水稻时，已经能够由此延伸出许多问题：为什么不种水稻了？或限制种植水稻的原因是什么？过新米节难道不需要水稻吗？那么如果种植水稻，稻田又是怎么来的？再延伸到有关土地划分、租借等等问题。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我感受到了一些成长的喜悦。
田野中的收获与成长
看似十分明确的调查主题，在初期的田野调查中屡屡因为语言表达、提问方式等原因而遭遇不顺。好在当地村民淳朴好客、团队成员互帮互助，让我这个充满挫败感的田野小白体会到了田野中的惊喜与幸福。
起初单独入户时，依靠当地干部的帮助，过程虽然顺利，却没让我产生强烈的成就感，因为我始终认为村民接纳的或许并非我，而是带领我的村干部。之后几天，我尝试脱离村干部的“庇护”自行入户，却惊喜地发现，经过几天的历练，我已经慢慢地掌握了一些田野调查技巧。村民们都很热情，每次访谈，都会拿出黄瓜、菠萝、芒果及未晒干的夏威夷果等食物招待我们。田野中最初的失落感逐渐在村民们的热情中得到了治愈。我万分欣喜，这种喜悦不仅来自村民的热情，更源于田野调查的获得感，我感觉到自己已经开始真正融入当地，体验到了田野调查的魅力。
调研团队全体成员 相莫罕摄
十五天的田野调查，像一场“理论落地”的实践课，让我明白：书本上的“田野方法”，要在泥土里滚过才算是真的学会。
做好田野，首先得“沉得下去”。来之前我在脑海中幻想了无数种访问的提纲，但到了村里才发现，老百姓不爱回答“书面化”的问题，反而更愿意聊生活琐碎的事情。在田野中，我学会了把提纲收起来把笔记收起来，跟着村民坐在院子里聊天，询问他们手中所做的事情，聊着聊着，那些关于生计、习俗的信息就自然冒出来了。
其次要“放得开”。刚开始总怕自己问得不好、做得不对，连敲门都要在心里演练好几遍。但独自入户后发现，村民其实不介意我们进入家里与他们聊天。后来我敢主动坐在绣包的嬢嬢旁边，说“这个真的很漂亮”，也逐渐学会与村里的叔叔阿姨开玩笑拉家常，跟着村里面的小朋友玩游戏，一步一步融入进去村落，成为其中的一员。
田野调查既是一个理性的科学研究过程，也是调查者的一场感性体验，其中充满了挫折和打击，当然也有惊喜、意外和感动。正是这种理性与感性交织的反差，让民族学在泥土里扎下了根——只有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才能听见大地的心跳。
允山的火塘 岩强摄
离开允山村那天，雨下得很大，就像我们抵达那天一样。车子开上山路时，我回头望去：山间的雾气还是没有散开，层层叠叠的大山像被云雾轻轻托起的书页，缓缓翻阅着70年的光阴。返程车辆进行中，一道阳光冲破云层直射下来，这一刻我这个民族学菜鸟忽然明白，我们今天用车轮丈量的里程，不过是在重复老一辈民族学者用布鞋刻下的脚印。70年前，他们冒着同样的风雨、踏着同样的泥土，把青春写进祖国边疆的山山水水；70年后，我们沿着他们踏出的道路继续前行，把泥土里的温度、火塘边的热度，一并带回书桌，沉进心里。唯有如此，民族学才是真正长在中国的土壤里，成为一代又一代研究者共同的人文关怀与家国情怀。
作者：邵冉冉 排版：张晓微 初审：吴晓琳 复审：丁桂芳 终审：黄彩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