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8日19:00-21:30，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博雅读书会”（第九期）在民族博物馆B201举行。

本期读书会分享的书目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美]欧文·拉铁摩尔）（领读人为2021级民族学博士生熊鹏）以及《东方学》（[美]爱德华·W·萨义德）（领读人为2021级民族学博士生胡煦晖），与谈嘉宾分别为李建明博士、杨江林博士。

熊鹏同学在第一个部分总结出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建立在“中国为何没有‘西进运动’”的思考背景下，作者着眼于中国的特殊的“边疆”——长城内外，提出了两个核心问题，即“何为中国”与“何为世界”。在第二个部分，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梳理了本书的文本结构。从横向的角度来看，本书涉及了边疆自然地理环境的动力学研究：以农地、草原、森林、绿洲四种经济形态谈蒙古、新疆、满洲、西藏各地的社会形态，总结边疆作为过渡地带的意义。在第三个部分，对书中边疆的形态进行了具体讨论，作者认为，两种文明内部有基本矛盾，不能改造、不能共存，互相渗透以后互相独立，因此需要建立绝对界限，即边疆的形成。

通过对本书的通读，熊鹏同学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作为边疆且民族、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均风格迥异的蒙古、新疆、西藏地区如何能够同当时的内地汉人十八省组合构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且在1911年清朝终结后没有出现分离并一直存在于中国的版图之内，而在近代作为同中国有相似命运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却于1922年分裂成为四十多个国家？总结为：主要归功于在治理不同地区的过程中，充分重视利用宗教的纽带作用和文化的感染力，以及制度层面上的因地制宜，而不仅仅只是简单地依靠军事征服或者诉诸暴力，为今天的中国奠定广阔的疆域范围和民族结构。

胡煦晖同学则首先介绍了作者研究的出发点、写作路径与研究目的。她通过回顾西方想象、发现和认识东方的过程，从历史经验、哲学主题和政治主题的角度勾勒出一个基本的“东方学”轮廓。“东方学”作为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其中蕴含着几个世纪沉淀下来的丰富内含。萨义德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认为“东方学”有三种含义。首先，对于研究东方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或语言学家来说，它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其次，从二者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别出发，东方学也可以是一种与西方相对的思维方式。第三，如果将18世纪晚期作为对东方学进行粗略界定的出发点，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这也体现西方将东方学视作控制、重建的一种手段，并借助“东方学”向东方挺进与入侵。

分享结束后，李建明、杨江林老师作为点评嘉宾，结合同学的分享内容和自己读书的思考与在座同学进行交流。李建明老师认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各民族的历史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很多时候，人类学或者历史学的研究都是以汉族为中心书写，缺乏民族研究的视角，中国这样一个超社会的文明体，文明形成是多维度的。此外，李建明老师还对长城作为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缓冲地带做出自己的见解，认为，长城在历史上不仅是一个军事要塞，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生”与“熟”，文与野的分界线。关于《东方学》，李建明老师认为概书的理论主要受到了福柯话语权力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等影响。《东方学》对于人类学后现代理论的崛起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同时对于从本土社会理论出发，从新树立本土概念具有指导意义。李老师认为，作为反思的作品具有启发性，但没必要以此为批评人类学学科理论本身的合理性根基，从而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

杨江林老师指出，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对西藏、新疆、蒙古等采取的是间接治理模式，理解晚清民国时候中国所面临的边疆危机对阅读本书具有重要意义，晚清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意识到要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比如云南泸水设治局、西康省的建立等，这一时期考古学、历史学等也是强调以中原为中心的书写。在写作本书前，拉铁摩尔在北京生活多年，并两次在长城线做了田野考察，观察到了中国的内亚边疆与长城以南的差异，也看到了国外西方势力对内亚边疆地区的争夺。在这一背景下内亚视角是重新理解中国历史的新路径。拉铁摩尔以内陆亚洲和中原的二元互竞争为历史主轴，从历史演进、地理气候、生态环境和生计方式等探讨西藏、新疆、蒙古和满洲这四个地区的内部互动，及其与中原的内在联系，从而强调了亚洲内陆的能动性，并将亚洲内陆边疆打造成为影响中国，乃至亚洲历史发展的一大动力。拉铁摩尔开启了史料与田野相结合的研究，其研究视角也对此后中国民族史边疆史研究具有重要影响。

杨江林老师主持并总结，面对东西方在疫情防控中的巨大差异和西方心理优势下降的当下，重新再读《东方学》及其延伸书目具有时代意义。同学们与老师们展开热烈的交流与讨论。第九期“博雅读书会”圆满结束。

文稿||熊鹏

图片||杨琪冰

审核|| 黄彩文 杨江林